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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開天辟地”光輝歷程的起點

——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紀事

朱少偉
2021年03月25日08:18 | 來源:人民政協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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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“開天辟地”光輝歷程的起點

  20世紀20年代,上海法租界環龍路(今南昌路)和霞飛路(今淮海中路)之間,有一片石庫門建筑叫做漁陽里;此處有一條南北貫通的弄堂,靠近環龍路的一段是老漁陽里,靠近霞飛路的一段是新漁陽里,因許多中國共產主義先驅常匆匆穿行,所以它被譽為“共產主義小道”。當年,在其中兩幢石庫門房屋里所發生的一切,猶如迅雷劃破黑暗夜空,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。

  老漁陽里

  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立地點

  1920年春,被毛澤東譽為“五四運動的總司令”的陳獨秀抵達上海,寓居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(今南昌路100弄2號),他主編的《新青年》也隨遷于此。

  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,被稱為“柏公館”,坐北朝南,磚木結構,兩樓兩底,紅漆窗檐比較典雅,花崗石門框的過梁兩端有刻紋雀替。

  陳獨秀入住后,樓上廂房為臥室,也有書房;樓下客廳有一只皮面靠背搖椅,一塊小黑板上寫著“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”;旁邊的廂房就是《新青年》編輯部,參與編刊的李漢俊、陳望道、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燈夜戰。不久,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,到上海會見陳獨秀,就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一事進行了商談。

  在籌建黨組織的同時,陳獨秀等積極深入到工人群眾之中。1920年4月2日,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,陳獨秀在會上作題為《勞動者底覺悟》的演講,指出:“社會上各種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”,“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、最貴重”,并希望“做工的人快快覺悟”,第一步爭取“改良待遇”,第二步“要求管理權”。4月18日,在陳獨秀等支持下,上海中華工業協會、中華工會總會、電器工界聯合會、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、中華工界志成會、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、藥業友誼聯合會等7個工界團體代表召開聯席會議,籌備首次紀念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;會議決定在5月1日這天,除了電車、電燈、自來水、電話、電報等公共事業,其他各業均須休息一日,工人群眾列隊游行以示紀念。4月29日,上海7個工界團體發表《工界宣言》,其中申明:“我們上海工人今年舉行破天荒的五一運動,因為五月一日,是世界各國工人得著八點鐘工制幸福的日子。我們紀念它的意思,第一是感謝各國工人的努力;第二是喊起中國工人的覺悟!5月1日,由于反動軍警阻撓,不得不幾次更改會場;下午3時,大會正式開始,在場數百人熱情高漲,揮舞紅旗,高聲歌唱;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講,學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繼發言。大會通過決議:一、要求每日八小時工作制;二、組織真正的工會;三、各業工人要聯合起來。然后,大會在“勞動萬歲”的口號聲中結束。這是上海第一次有組織、大規模地紀念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。

  1920年5月,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發起建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,邀請邵力子、陳望道、李漢俊、戴季陶、沈玄廬、俞秀松、沈仲九、劉大白等參加,組織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,醞釀建黨工作。那時,毛澤東由北京到上海,曾赴陳獨秀寓所拜訪,講述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,還聽他談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,與他一起談論馬列書籍和政治信仰;后來,毛澤東在陜北與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見面時說,這段時間“是一生中最關鍵時刻”,“到1920年夏,在理論上,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,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,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”。林伯渠的《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》也回憶:“我到了上海會見陳獨秀,遂加入當時的上海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……一九二○年——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間,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!

  1920年6月,陳獨秀、李漢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統、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經兩次開會商議,決定建立黨組織,并起草具有黨綱、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,確定通過勞工專政、生產合作等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;8月,經征詢李大釗的意見,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,定名“中國共產黨”;11月,擬定《中國共產黨宣言》。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(也曾被稱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),由陳獨秀擔任書記,成員有李漢俊、陳望道、沈玄廬、楊明齋、俞秀松、施存統、李達、邵力子、沈雁冰、林伯渠、李啟漢、袁振英、李中、沈澤民、董亦湘等。成員們常一起討論黨組織工作和工人運動,還通過多種方式推動各地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。

  1920年9月,陳獨秀把《新青年》改版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刊物,內容由宣傳新文化運動轉變為主要宣傳馬克思主義,開辟“新論”“通信”“隨感錄”等欄目;年底,陳獨秀前往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,該刊由陳望道主編,沈雁冰、李達、李漢俊也在老漁陽里2號參與編輯。

  1920年11月,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《共產黨》月刊,編輯部設于老漁陽里2號;該刊第一次在中華大地豎起“共產黨”的旗幟,闡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,共出版6期。李達作為主編,常在亭子間里挑燈夜戰。

  1921年6月,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以老漁陽里2號為聯絡機關,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:確定會議地點和日程,起草和刻印相關文件,致函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委派代表赴會。

  1921年7月23日,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(今興業路76號)召開。會議期間,鑒于全國黨員人數比較少、地方組織尚不健全,決定暫不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,先建立由3人組成的第一屆中共中央局,并選舉陳獨秀為書記。9月,陳獨秀從廣州返滬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,仍寓居老漁陽里2號,常在此與中共中央局組織主任張國燾、宣傳主任李達商量黨的工作,并發出《中央局議決通告》《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》等重要文件,這里成為第一個中共中央局機關。

  由于《新青年》常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,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。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,陳獨秀曾兩次被捕;至1922年10月中旬,中共中央局機關遷往北京。

  新漁陽里

 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重要基地

 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后,對推動各地建立黨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,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(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)則成為其開展工作的重要基地。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,兩樓兩底,青磚清水外墻鑲嵌數條紅磚帶飾,門額刻著“惟德是輔”四字,兩側有磚砌方壁柱懸垂。

 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為了開辟宣傳陣地,經維經斯基幫助,成立之初便創辦了一個紅色通訊社——中俄通信社,設于新漁陽里6號,由楊明齋主持。1920年7月2日,上!睹駠請蟆贰笆澜缫劇睂谑状伟l表中俄通信社的《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》;相隔10多天,又發表《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》。從此,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斷亮相于國內報紙,頗受各界關注。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和蘇俄發送通訊稿,報道中國革命消息;同時,向我國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情況,稿源大部分取自共產國際資料和赤塔、海參崴、莫斯科等地的報刊,少量轉譯英國、美國、法國的進步書刊。這類稿件類別繁多,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文教、戰事、工運、婦運等方面;形式多樣,有長篇專訪、連載、講演稿、革命領袖介紹等。李達的《回憶黨的早期活動》說:中俄通信社“牌子是沒有掛”,“在1921年暑期間終止了”。經考,中俄通信社在上!睹駠請蟆返浅龅淖詈笠黄寮,是1921年5月4日的《俄國貿易之過去與現在》,截至于此文,中俄通信社在該報總計發表新聞稿和電訊稿近70篇。

  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領導下,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0年8月22日誕生。發起人是俞秀松(擔任書記)、施存統、陳望道、李漢俊、袁振英等8名青年,機關設于新漁陽里6號。未滿一個月,團員就發展到30多名。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后,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。團內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報告會,由陳獨秀、楊明齋、李達、俞秀松等作演講,包惠僧的《黨的“一大”前后》回憶:“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,俞秀松作的報告較多!庇嵝闼沙R远喾N形式鼓勵團員們的政治熱情,不少人踴躍參與籌建工會組織、工人半日學校,投入紀念“五一”宣傳活動。與此同時,陳獨秀還將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寄往各地,請各地共產主義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團的組織;不久,廣州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漢、長沙、唐山、太原、濟南等地陸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。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實際起了中國青年團發起組作用,青年共產國際(又稱少年共產國際)東方書記部曾在信中贊揚“上海的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”。1921年3月,上海已有團員約200人,全國已有團員千余人,于是在滬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,由俞秀松擔任書記,機關設于新漁陽里6號。

 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為了培養革命干部,于1920年9月在新漁陽里6號開設外國語學社,由楊明齋負責,俞秀松擔任秘書。1920年9月28日,上!睹駠請蟆奉^版登載《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》:“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,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。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課一小時,文法課本由華人教授,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,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!逼鋵,這只是以公開辦學作為掩護,學員主要由各地進步團體推薦。外國語學社的學員,少時為二三十人,多時達五六十人,其中有劉少奇、羅亦農、任弼時、任作民、蕭勁光、李啟漢、李中、謝文錦、莊文恭、許之楨、梁柏臺、曹靖華、韋素園、雷晉笙、陳為人、汪壽華、王一飛、彭述之、柯慶施、蔣光慈等。曹靖華在《關于上海外國語學社》回憶:“我們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,地點是漁陽里6號。我同劉少奇、任弼時、蕭勁光、蔣光慈(那時叫蔣俠僧)、王一飛等都是同班同學。那時,我們幾十人在一個大教室上課。課外分成三個小組,即安徽、湖南、浙江等。劉少奇、任弼時等是湖南的,王一飛是浙江的。我是河南的,只我一個,不能成組,所以編入安徽小組!痹谑谡n老師中,教俄文的是楊明齋、庫茲涅佐娃(維經斯基的夫人),教法文、日文、英文的分別是李漢俊、李達、袁振英;后來,庫茲涅佐娃隨丈夫回國,又聘老同盟會員王維祺之女王元齡(也是張作霖派駐蘇俄公使李家鰲之外甥女)教俄文。學員們一般半天上課,半天自修或做工。在外國語學社,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吸收了不少團員。1921年春,劉少奇、任弼時、蕭勁光等30多名學員先后離開外國語學社,分三批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。外國語學社使許多學員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這是一所群英薈萃的學校,在現知姓名的學員中,既有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羅亦農(歷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、江西省委書記、湖北省委書記、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,1928年4月犧牲),也有早期黨的重要干部謝文錦(曾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、南京地委書記,1927年4月犧牲)、王一飛(曾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、湖南省委書記,1928年1月犧牲)、吳芳(曾任中共上海閘北部委書記、山東省委書記,1930年9月犧牲)、雷晉笙(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、山東省委書記,1931年4月犧牲)、梁柏臺(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部長、最高特別法庭臨時監察長、內務部代部長,被譽為“紅色法律專家”,1935年3月犧牲)、陳為人(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,后在滬管理中央文庫數載,因勞累于1937年3月病逝)、任作民(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,1933年2月被捕,后經黨組織營救獲釋,因在獄中遭酷刑身體受摧殘,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,時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)、傅大慶(曾任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常委兼宣傳部長,知名的“紅色翻譯家”,1944年7月在北京從事黨的秘密電臺工作時被捕,抗戰勝利前夕犧牲)等,還有早期青年運動、工人運動領導人俞秀松、李啟漢、汪壽華等,以及翻譯家、作家、詩人曹靖華、韋素園、蔣光慈和經濟學家周伯棣等;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劉少奇、任弼時、蕭勁光等擔任重要職務。

  1920年10月3日,黨組織領導的上海機器工會在新漁陽里6號召開籌備會,由在海軍造船所(后為江南造船廠)做鉗工的李中擔任臨時主席。各工廠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參加,陳獨秀、楊明齋、李漢俊、李啟漢等以“參觀者”身份出席,并成為“名譽會員”。會議討論通過了陳獨秀指導草擬的《上海機器工會簡章》,宗旨是“謀本會會員底利益,除本會會員底痛苦”。會后,上海機器工會在西門路泰康里41號(后門牌為自忠路225號,原建筑已不存)設立了臨時會所。

  永遠的漁陽里

  20世紀50年代初,南昌路100弄2號的建筑曾修復,對內部開放;1959年5月,以《新青年》編輯部舊址名稱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。后來,此處雖是幾戶居民住宅,但在底層廂房東墻一直保留著昔日鑲嵌的淡灰色石碑,上面鐫刻著: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部,領導當時黨的日常工作。一九二一——二三年,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部在這里成立……”2018年10月,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遷;開始規劃全面修繕和展陳設計。如今,這里已設置“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(《新青年》編輯部)舊址”文物保護標志牌,向公眾開放。

  1959年5月,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;1961年3月,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1989年5月,舊址修復開放;2004年4月,擴建為紀念館,弄內1-6號均納入其范圍。2019年4月,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經8個多月的整體改造,分為6個展區,拓展許多功能;對石庫門建筑的尖頂、室內立柱等,都進行了還原。另外,還新辟了漁陽里紀念廣場,建起總長58米、高3.4米的中國青年運動史大型浮雕墻。

  在新漁陽里的弄口,上方“漁陽里”字樣一直清晰可見;老漁陽里的弄口,曾找不到“漁陽里”字樣,近期整修時拆掉長期遮著的一塊店招,灰漿墻面露出“漁陽里”三個字的痕跡。這兩個相連的街坊,是中國共產黨“開天辟地”光輝歷程的起點,也是上海紅色文化的源頭。

  當年,新、老漁陽里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許多重要人物的聚合點,如陳獨秀、楊明齋、俞秀松、李達、李漢俊、陳望道、沈雁冰等曾在此奮戰,毛澤東、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,劉少奇、羅亦農、任弼時、蕭勁光、梁柏臺、雷晉笙、汪壽華等曾在此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,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華優秀兒女;這里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,如第一個共產黨組織、第一個紅色通訊社、第一份黨刊、第一個青年團組織、第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、黨組織領導的第一個產業工會、第一個中共中央局機關等都出現于此。史實證明,正式建黨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完成于此,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孕育。

  今年,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,回眸昔日漁陽里的風雷激蕩歲月,令人無限感慨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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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編:曹淼、閆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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